“当民众的注意力被琐事分散，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循环不断的娱乐活动，当严肃的公共讨论沦为哄小孩的话，简而言之，当民众成为观众，而公共事业成为综艺表演，一个民族就处在危险的境地，文化的死亡近在眉睫。”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娱乐至死：娱乐业时代的公共话语》（）
“我们需要建构一种系统化的器官学方法，来克服诸如人与机器、生机论与机械论等二分法；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控制论。”许煜，《偶然与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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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作品的第一次被译成中文，我把这本书献给李士杰。他是我在“战术媒体”领域满怀激情的台湾朋友和合作活动家，于年5月因蜂窝组织炎并发症去世。在他突然离世的几天之后，英国艺术家格雷厄姆·哈伍德（GrahamHarwood）在Nettime邮箱列表中写道：“我不清楚李士杰那独特、古怪、有趣又宽宏大量的思维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他把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不合群者都聚到了一起，扩展他们疯狂的项目，比如YoHa的兰佩杜萨塑料筏。他向我们许多人展示了全球化和跨国主义意味着什么，这与我们被加工食品灌输的支离破碎的版本很不一样。”我想必是年底初次访问台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李士杰，当时我从东京出发，和上野俊哉（ToshiyaUeno）一起旅行。后来，李士杰于年5月来阿姆斯特丹做了一次改变生活轨迹的重要访问，他参加了第三届“下一个五分钟（NextFiveMinutes）”活动，现场激烈地讨论了关于文化网络内部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在科索沃战争中的作用，欧洲数字文化*策辩论、网络女权主义、流媒体技术以及新老媒体之间的战术关系，还有网络艺术原则的问题。这几次见面为我在年晚些时候更长时间地访问台湾打下了基础；那是在地震的余波中开展的而一场令人感动的媒体激进主义之旅，我在《暗黑纤维》（DarkFiber，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年）一书中记下了这次旅行。在我和李士杰持续二十年的友谊中，我们热烈地讨论过媒体策略，无论是当代艺术的背景，还是媒体激进主义、关于*策的焦虑、他与文化部的斗争、他在中央研究院的长期参与以及台湾初创企业面临的威胁。李士杰始终坚信文化交流不仅至关重要，且最终会形成对促进社会变革的数字技术试验持开放态度的繁荣、多样的媒体文化。我最后一次和李士杰共事是在年5月，那时他又一次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带了一小群人来参加我们网络文化研究所（INC）与阿姆斯特丹市共同组织的“飞行的钱”（FlyingMoney）会议，会上处理的是加密货币的兴起以及非法资金在这个狭小却又全球化的地方流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老问题：活动家、艺术家、研究者和*策制定者该怎么聚到一起做些实质性的改变，不只是见证和批评，而是采取行动来塑造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录了一段关于网络文化研究所的魔力的采访，正如李士杰在邮件中对我说的，“从关于维基百科研究的‘批判观点’项目（CriticalPointofView），到‘飞行的钱’项目，它过剩的生产和独特性，完全是你的创造，还有它所属的阿姆斯特丹文化的根基（数字城市、Waag、xs4all项目）。”（年5月25日）后来，李士杰和*孙权教授一起从事他所说的“全球文化实验室比较研究（